近代足球传入中国其实很早,早在同治元年就已经由洋人带入。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,由初期的通商口岸,租界的西人社区,流入各教会学校和公学,再通过学校流播到当时民国社会的各阶层。从西方研究者的观点来看,近代足球在中国的传播,其实和足球在欧洲大陆传播发展,几乎是完全按同一规律来运作的。当年的民国,读得起教会学校和高等学府的,多半是有钱人家的小孩,或者至少也是殷实人家的子弟。足球这种西洋玩意自然也很对莘莘学子的脾胃,久而久之就有了校际间的比赛,然后再通过同学会变成某种业余俱乐部,等他们毕业以后,从事的都是一些被当时社会大众所羡慕的工作。最普通的也会有一份类似邮局,海关,学校这类体面的工作。上等人的爱好向来引领社会潮流,足球开始普及,俱乐部增多,比赛增多,社会关注度也就越高,商机应运而生。最后就是由业余的绅士运动走向职业化运动。当然民国后期战乱频仍,西方学者认为,49年之前的中国足球(准确地说,应该是东以上海,北以天津,西以汉口,南以粤港为标志的地域性足球)正介于由半专业化向职业化过渡的当口。

1949年,新中国的体育战线上,最响亮的口号就是,向老大哥学习,有计划的建设自己的体育事业。为了实行这一宏伟目标,首先要做得就是把全国各地最优秀的体育人才集合到一起,足球行业自然也不例外。经过几年的整合准备,新中国第一代足球教练和球员终于初露端倪。要是仔细留意一下他们的出身,背景和成长履历,不难发现,不管他们来自天南海北,无论是第一代的教练,还是第一代的球员,身上都有某种共通的地方。

新中国向当时同志加兄弟般的红色足球强国——匈牙利取经,派出大批球员留匈。因此早期的中国第一代足球有着浓厚的东欧风格。在建国的前十几年时间里,中国足球就是在这两代人的合作下,慢慢摸索前行,期间也参加过一些大型国际赛事,但都以练兵为主,一直要到1965年,年维泗第二次接任中国队主教练。这时,教练组方面基本完成了世代交替,第一代的球员代替了第一代的教练,率领日臻成熟第二代球员,预备向更高层次的比赛发起冲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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